# 萧雅（上）——雪豹

在别人眼里，我是中央大学图书馆门前那株必须按节气开花的白梅，是萧家大宅里用尺子量着脚步长的留声机。他们说我读《诗经》时睫毛垂落的弧度都得符合“淑女”的行业标准，说我走路时旗袍开衩晃动的幅度是经过精密计算的——据说那个角度最能体现“未来军官太太”的体面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刚刚好够让男人们在前线想起来觉得有面子，又不至于让后方的太太们觉得有伤风化。

可在我自己眼里，我不过是十八岁那年被两头猪绑架了人生的、再普通不过的女学生阿雅。那是个蝉鸣能把柏油路晒出焦糊味的初夏，我刚从女子师范的图书馆冲出来，怀里抱着借来的《拜伦诗选》，蓝布旗袍被汗湿了一小块贴在背上，像片不听话的叶子。周卫国就是那时候骑着单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的，车铃摇得比我的心跳还急，车筐里装着刚从夫子庙鬼市淘来的宝贝。

他一个急刹，单脚点地，冲我扬了扬手里的纸盒子，汗珠顺着他的鬓角往下滚，在夕阳里亮得像小灯泡：“雅儿！你看这是什么好东西！”

纸盒子打开，是一对粉嘟嘟的陶瓷小猪，圆滚滚的肚皮，翘得老高的鼻子，最关键的是——左边那只的耳朵上，有一块指甲盖大的釉下彩瑕疵，红扑扑的，像是不小心蹭到了姑娘的胭脂。周卫国把那只瑕疵的塞给我，自己抢了完好的那只，义正辞严：“这叫阿土。摊主说是乾隆年间的，我看就是上周刚从窑里滚出来的泥疙瘩。但这疙瘩有讲究——你看它们这憨样，像不像我？”

我捧着那小猪，指尖摸到冰凉的釉面，又触到温热的胎土，那瑕疵红得正好，像颗朱砂痣。我噗嗤笑出声，抱着猪转身就跑，蓝布旗袍的开衩在蝉鸣里一荡一荡：“哪有人自己说自己是猪的道理？这明明……像我！”

从那以后，我的书包里就常年住着一头猪。周卫国在陆军军官学校读书，每周六下午必定翻墙头溜出来看我，裤腿上还沾着操场的黄土，怀里却揣着各种冒着热气的小玩意儿：糖炒栗子用《申报》包着，烫得他胸口发红；草编的蚱蜢腿儿还会弹动；但每次都忘不了把他的那只陶瓷小猪也带来了。我们俩坐在玄武湖的长椅上，把两只阿土摆在膝盖上，让它们鼻子对鼻子，像是在相亲。

“你看，”周卫国戳戳我的那只阿土的瑕疵耳朵，“这是阿土妹妹，那是阿土哥哥。阿土哥哥今天学会了立正稍息，阿土妹妹呢？”

我一本正经地举起我的猪，对着阳光照：“阿土妹妹今天背了二十个德文单词，还吃了三块桂花糕，现在肚子里全是学问和糖。”

他笑得前仰后合，差点把阿土哥哥掉进湖里。那天傍晚，我们租了条小船，他非要教我从船尾看落日，说将来当了将军，得带着夫人巡查长江，现在先在这潭死水里练手。我坐在船头，月白色的的确良裙子铺散在船板上，手里攥着阿土妹妹，周卫国在船尾瞎使劲，船却在原地打转，把湖面上的浮萍搅得团团转，惹得旁边钓鱼的老先生直瞪眼。

“周卫国！”我笑得辫子上的蝴蝶结都快散了，指着他说，“你这哪是划船，你这是让阿土学游泳呢！再打转我要晕船了，晕了我可要把阿土妹妹的早饭吐出来！”

他擦了把汗，把桨一扔，从船尾蹭过来挨着我坐下，指着那对在船板上滚来滚去的小猪说：“你看，阿土现在有了咱们的船，它们是猪里最风流的——去过玄武湖，将来还要去秦淮河，去莫愁湖，去……去柏林的施普雷河。”夕阳把他的侧脸镀成金色，两只小猪在霞光里粉嘟嘟的，像两团会发光的棉花糖。

1935年的南京，梧桐树的叶子绿得能滴出水来。我的宿舍书桌上渐渐摆满了阿土的周边——我用毛线给两只小猪织了小背心，红色的套在周卫国那只阿土哥哥身上，蓝色的套在我的阿土妹妹身上，虽然织得歪歪扭扭，针脚大得能钻过蚂蚁，但两只猪穿上后显得格外神气，摆在床头，早晨一睁眼就能看见两头猪在晨光里憨态可掬地对望，像是在说：“快起床，今天要背单词呢！”

我开始学德文，不是为了当军官太太有面子，是为了能看懂周卫国将来从德国寄来的信。我把阿土妹妹摆在德文课本上，每天背单词前先摸摸小猪的鼻子，跟它商量：“阿土啊阿土，你爸爸去德意志学打枪了，咱们娘俩得把洋文学会，不然他寄情书回来，咱俩得找个洋先生翻译，那多丢人。来，跟我念——Guten Morgen！”阿土妹妹睁着俩黑豆眼，一脸茫然，我就当它是听懂了，奖励它一粒糖炒栗子——当然最后都进了我的肚子。

同宿舍的女同学都说我魔怔了，好好的萧家大小姐，跟两头泥猪说话。我就理直气壮的：“你们懂什么？这叫胎教。阿土将来是要当留洋猪的，现在不培养，将来怎么在国际上交流？”

1935年秋天，周卫国要去德国留学了。临走前那个晚上，我们在鼓楼的老城墙根下约会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，一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一只新烧的紫砂小猪，比原来那对陶瓷的还大一圈，底座刻着歪歪扭扭的“卫”和“雅”两个字，一看就是他自己捏了找人烧的，那字丑得像蜘蛛爬。

他说：“这是阿土的儿子，或者女儿，辈分你定。我把它留给你，你带着它好好读书，好好弹琴，好好吃饭，把自己养得比阿土还胖。等我回来，咱们凑齐一家三口，去新街口那家新开的照相馆，拍张全家福，要穿西装和婚纱的那种，洋气的！”

我抱着那只紫砂阿土，在城墙根下的阴影里笑得直抖，眼泪却滚出来砸在猪背上，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。我捶他：“谁要跟你凑一家三口？这猪丑得像个土豆，跟你一模一样！”可手却紧紧攥着，生怕他反悔要回去。

轮船从黄浦江出发那天，我没去码头送。不是怕哭，是怕我在码头上笑得太大声，把他笑得舍不得走了——我想让他轻快地走，去那边学好本领，回来给我讲柏林的彩虹。我躲在宿舍里，把三只小猪——陶瓷的阿土爸爸、阿土妈妈，还有紫砂的阿土宝宝——摆在窗台上，对着长江的方向，给它们开了个家庭会议。

“现在，”我盘腿坐在床上，严肃地对三只猪宣布，“阿土爸爸去远征了，咱们娘仨要守住阵地。阿土妈妈负责好好学习，阿土宝宝负责好好长肉，我负责……负责每周给你们讲周卫国寄来的信。咱们要约法三章：第一，不许掉釉；第二，不许长胖——哦不对，第三，要每天笑三声，不然阿土爸爸在德国会担心的。”

然后我真的对着三只猪笑了三声，咯咯咯的，惊飞了窗外树上的麻雀。

邮差每周来一次，我总是第一个冲下楼，蓝布旗袍的下摆扫过楼梯扶手，像一只快乐的蓝鸟。周卫国的信总是厚厚的，里面夹着菩提树的叶子，夹着柏林咖啡馆的糖纸，夹着他自己画的速写：穿军装的他在勃兰登堡门前敬礼，旁边用铅笔歪歪扭扭画了个穿旗袍的姑娘，扎着麻花辫，手里抱着一头猪，标注着“雅儿与阿土在此”。

我回信时会把信纸叠成小猪的形状，用红笔画个圆圈当鼻子，或者用印泥盖个猪蹄印。我告诉他，阿土妈妈昨天从书桌上滚下去了，摔裂了道缝，我用红色指甲油补了，现在阿土妈妈像个有伤疤的勇士，更神气了；告诉他，我在学做西餐，把煎蛋煎成了阿土的形状，虽然最后吃起来就是普通鸡蛋味，但看着就喜庆；告诉他，南京的梧桐又绿了，我每天抱着阿土宝宝去图书馆，管理员阿姨都认识这对猪了，昨天还问：“萧小姐，你家阿土今天借什么书啊？”

1936年的春天，中央大学的樱花开得疯了。我抱着阿土宝宝坐在树下读他刚寄来的信，信里说他在射击比赛得了奖，奖品是一把银质的小手枪模型，他已经托人打了项链，等回来亲手给我戴上。阳光穿过樱花瓣，在我浅蓝色的阴丹士林旗袍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阿土宝宝的紫砂胎被晒得温热，像个真正的小生命在我怀里呼吸，那触感让我想起周卫国掌心的温度。

远处传来陆军军官学校操练的号子声，那是周卫国的学弟们在跑步，脚步声整齐得像是未来的脚步声，咚咚咚，踩在春天的鼓点上。我亲了亲阿土宝宝的猪鼻子，又亲了亲阿土妈妈的瑕疵耳朵——那道指甲油补的裂痕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像一道勋章。

“阿土啊，”我对着猪耳朵小声说，也对着柏林的方向，“你爸爸要回来了，咱们得把钢琴擦得亮亮的，我要弹新学的《蓝色多瑙河》给他听——告诉他，南京的春天，比柏林的雪暖和多了，而且，而且……”

我压低了声音，像是说什么天大的秘密：“而且我给它织了条新围巾，绿色的，跟你爸爸军装的领子一个颜色。”

风穿过樱花树，把花瓣吹落在我发间，也吹落在三只小猪的背上，像一场温柔的、粉白色的雪。阿土妈妈们静静地看着我，黑豆眼睛里映着整个南京城最亮的那片阳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