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嘉轩（上）——白鹿原 我这一生，腰杆子从来没弯过。 不是没有想弯的时候。是不能弯。白家的腰若弯了，白鹿原上的人便会说，白秉德的儿子，不行。我爹临死前最后一句话不是叮嘱我善待兄弟，不是叫我好好供祖，他就说了四个字："挺直了站。"我那时候跪在炕边，油灯的光把他脸照得又黄又深，那些沟壑我从小就熟，熟得像认识自己手背上的纹路，可那天夜里我忽然觉得陌生，觉得那张脸是一块即将风化的崖壁，正在慢慢地、不动声色地往里头缩。我鼻子发酸，眼眶发热，却没有哭。白家的男人哭，丑。哭了让人看见，要说闲话的。 我挺直了腰，跪在那里，把那四个字咽进去，咽得很深，深到后来它们长进我骨头缝里，成了我这副身板里最硬的一根东西。 他走之后，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。那天夜里没有月亮，白鹿原黑沉沉的，风从塬边上滚过来，带着麦地的气息，带着黄土的腥气，我站在那个气息里，感觉到脚底下的土是实的，厚的，往下不知压着多少代白家人的骨头。我想，这地是我的了，这家是我的了，这担子，也是我的了。 我那年十四岁。 娶第一房媳妇是十五岁那年秋天。她是邻村一户姓胡的人家的女儿，我没见过她，成亲那天掀开盖头，看见她的脸，生得周正，眼睛低垂着，睫毛很长，脸颊上因为害羞还带着一点红。我那时候心里跳了一下，那是一种很陌生的跳法，不像跑了一段路之后的那种急，是一种慢慢漫上来的、说不清楚的暖。我想，这个女人，大概能跟我好好过日子。 她进门三个月，人就没了。 是一场风寒，起初不过是咳嗽，我娘说没事，贴几副膏药，喝几碗姜汤，捂一捂就好了。可她就是没好，越咳越深，人越来越轻，到后来躺在炕上，整个人薄得像一张纸，风一吹就要透过去似的。那天早上我去地里，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断了气。我站在院子里，看见我娘红着眼睛走出来，就知道了。 我站在那里，心里是空的。 不是不难受，是难受也不知道往哪里放。她在我身边三个月，我其实还没来得及真正认识她，连她说话是什么声调，笑起来是什么样子，我都还没摸清楚，人就没了。那种空不是失去一个人的空，是一种更奇怪的、像是什么东西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的空。我去喂了牲口，把草料添进槽里，看着牲口低头吃，听见那个咀嚼的声音，觉得日子还在，地还在，粮食还得种，事情还得做。 人死了，活人还得活着。 这话是我爹说的，我那时候才真正懂了它的意思。 第二房进门的时候，我已经十七岁了。这个媳妇是我娘看中的，说她命好，八字旺夫，生得壮实，能干活，能生养。我没有说什么，娶了。她比第一房活得久一些，将将满了一年，害了一场病，也走了。我站在院子里看人把她抬出去，还是那个院子，还是那个角度，像是在重复一场我已经熟悉了的事情。我娘在旁边哭，我没哭，只是站着，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胸口慢慢地、一层一层地结成壳，硬的，厚的，把里头的东西封住，封得严实。 第三房没撑过三个月。 那段日子白鹿原上的人开始说闲话了，说白嘉轩克妻，说他命里带煞，说跟了他的女人没好下场。我知道有人说，也知道说的是什么，装作不知道，每天照样去地里，照样在祠堂里站得笔直，照样跟人说话，脸上不带一丝异样。但夜里躺在炕上，我是睡不着的。我听见风在屋顶上走，听见黄土塬上夜里特有的那种空旷的声音，像什么很大的东西在远处喘气，我就盯着房梁，想，是我的问题吗？是我白嘉轩这个人，从根子上就有什么地方是坏的、是带着晦气的，所以近了我的女人，都要遭殃？ 我不信鬼神，从我爹那里就学来的，不信那些。但那几年夜里，我信了几分。 只是白天从来不露出来，白天我的腰是直的，脸是平的，走路的步子是稳的。 仙草是第七房。 前头几个，我不细说了。那是我这辈子不愿意细想的一段，不是因为忘了，是因为记得太清，清得让人发闷。每一次我都以为能好，每一次都没好成。到最后我娘已经哭干了眼泪，坐在炕上，就是发呆，不说话，见了我也不说话，只是看着我，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，心疼和愧疚搅在一起，让我不敢多看。 仙草进门那天，我在院子里劈柴。 我没有像从前几次那样专门去迎，让我娘带着人把她领进来就是了，我继续劈我的柴。斧头落下去，木头开裂，那个声音清脆，结实，我喜欢这个声音，听着踏实。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，我没抬头，手上的活没停。 后来有人喊我，说新媳妇来了，让我进去见一面。 我放下斧头，拍了拍手上的木屑，进了屋。 她站在屋子中间，背对着门，正在打量屋里的陈设。听见脚步声，她转过来，看了我一眼。就是那一眼，我后来想了很多年，想那一眼里头到底装着什么。不是那种新嫁娘惯有的羞怯，不是低眉顺目，是一种平静的、认真的打量，像是要把我这个人看清楚、看透，然后自己拿主意——值不值得跟你过。 我被她看得心里一跳。 转过脸去，咳了一声，说，坐吧。 那晚我睡得很沉，是很多年来睡得最沉的一觉，连梦都没做。早上醒来，天刚蒙蒙亮，窗纸上透着一层青白的光，我躺着听见灶房里已经有了动静，锅碗的碰撞声，风箱拉动的声音，还有火燃起来之后柴烟的气味从门缝里钻进来。我就知道，她起来了，她在做饭。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松了一口气。 仙草是个硬性子的女人，这一点我很快就知道了。她不爱说软话，不爱撒娇，有什么不满意，眼睛直接就告诉你了，嘴上却未必肯开口。她做事利落，灶上院里都打理得干净，对我娘恭敬却不卑微，那个分寸拿捏得很准，让我娘挑不出什么毛病，又让人知道她不是好欺的。我头一回见一个女人把自己活得这么清楚，清楚自己是什么，清楚自己要什么，清楚什么能让，什么不能让。 我没有跟她说过情话，这辈子都没有。 但有一年冬天，地里的活都收了，我坐在院子里抽烟，她从屋里出来，给我送了一件棉袄，说天冷了，穿上。我接过来，她转身要走，我忽然说了一句，你进门这些年，辛苦了。 她顿了一下，没有回头，说，都是该做的。 就进屋去了。 我坐在那里，抽完那锅烟，风把院子里的枯叶卷起来，打了个旋，又落下去。我想，这个女人，我这辈子亏欠她的，只怕还多着哩。 引种罂粟那年，我在心里盘算了不知多少个来回。 那东西我当然知道是什么。白鹿原上不是没有人种过，但我爹在世的时候是不许的，说那是伤天害理的东西，让人抽了之后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地里种它，和往土里种祸根没什么两样。我把这话记着，但那年鹿子霖第一个把苗插进地里的时候，我去看了一眼，站在地边上，看着那些绿茵茵的苗，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动。 鹿子霖见了我就笑，说嘉轩兄，这玩意儿发财哩，你看着，今年秋上，我鹿家要起新屋。 我没有理他，回去了。 但我把他的话放在心里，算了三天的账。 第四天早上，我去买了苗，种下去了。 我告诉自己，就这一年，挣到钱，把家里的债还清，把那几亩薄地买回来，然后该种什么种什么，再不碰这东西。我这样跟自己说，说得很笃定，像是订了一个契约。 秋天，钱挣到了，比我算的还多。 挣到钱那个夜里，我坐在院子里，月亮很圆，把白鹿原照得像铺了一层霜，麦场、土墙、远处的塬边，都是白花花的，静得出奇。我爹坐过的那把椅子就放在院子里，我没有坐上去，只是看着它。我想，爹，你儿子发财了。 可我心里不是那种结结实实的高兴，是一种说不清的发虚，像脚踩在松软的土里，往下陷，又陷不到底，爬不上来，悬着，难受。 我那晚想了很多。想起来那些抽大烟的人，眼睛涣散，脸色蜡黄，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从里头掏空了，只剩一副空壳子。我手里的钱，有没有一部分，是从那样的人身上来的？我白嘉轩，讲了一辈子的仁义，这一回，是不是做了一件不仁义的事？ 这个念头一旦有了，就压不住。 第二年开春，我把那块地腾出来，种回了麦子。 仙草问我，今年不种了？ 我说，不种了。 她没有再问，点点头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。这是她的好处，她从来不追问我的决定，但她也从来不是不明白，她只是选择不说，把那些懂得都藏在眼睛里，偶尔让你看见一下，又藏起来。 族长这顶帽子，是一点一点压上来的，不是哪一天忽然就有了，是年头一长，白鹿原上的人慢慢就认定了，有什么事，找白嘉轩。 家里的地界争了，找白嘉轩。儿媳妇和婆婆掰了，找白嘉轩。兄弟分家分不均，找白嘉轩。谁家儿子在外头惹了事，回来找白嘉轩给撑腰。谁家闺女被人欺了，也来找白嘉轩做主。我坐在那里，听人把事情原原本本讲完，心里先过一遍，该怎么断，断了有没有漏，会不会有人不服，不服的人怎么堵回去，都想清楚了，再开口。 开了口的话，不能收回去，也不能改，改了就没有威信了。 我断事从来不偏不倚，这一点原上的人都知道，也都服。但"不偏不倚"这四个字说起来轻巧，做起来是要付出代价的，那个代价就是，你自己的人也不能偏。有一回孝文在外头和人起了争执，那孩子年轻气盛，动了手，有理变成没理了。我把他叫回来，当着外人的面，让他赔了不是。他那时候脸涨得通红，低着头，眼眶里含着泪，没有掉下来，硬撑着。 人走了之后，仙草来找我，说你也太狠了，孩子面子上过不去。 我说，就是要让他过不去。过得去，下回还来。 仙草看了我一会儿，没再说什么。 但我那天夜里，也没睡好。 我想起孝文小时候，跟在我后头跑，非要跟我去地里，我说你腿短，跟不上，他就拼命迈大步，把两条小腿蹬得飞快，累了也不说，就是要跟着。那孩子从小就有股子倔劲，像我，也像他娘。我那时候心里是有骄傲的，觉得这孩子，将来能撑起白家的门楣。 后来的事，是后来的事了，我不在这里说。 有些事想起来，像是刀在陈年的伤疤上划过去，已经不是锐痛，是一种钝的、绵长的、让人喘不上来气的痛。 修祠堂是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一件事，没有之一。 那年我去请了风水先生，把祠堂的方位细细地看了，重新修缮，里头的牌位一一整理过，该入的入，该正名的正名。落成那天，我站在祠堂门口，看着那两扇厚实的木门，看着里头香烟袅袅，祖先的牌位整整齐齐地立着，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庄重，不完全是高兴，更像是一种……交代，像是我对着列祖列宗有了一个交代，对着我爹有了一个交代，对着这块我从小踩到大的黄土地有了一个交代。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，让人都先散了，我一个人站着。 点了一炷香，磕了三个头，站起来，抬头看了看里头悬着的那块匾——仁义白鹿村。 仁义。 我用这两个字，撑了大半辈子了。我信它，也怕它，怕自己哪一天对不起这两个字，被这两个字戳着脊梁骨说，白嘉轩，你言不副实。我在祠堂里站着，香烟在我面前慢慢散开，我想，我这一生，有没有真正活出过这两个字？ 我没有答案。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，到现在还没有答案。 鹿子霖这个人，我跟他打了一辈子的交道，要说清楚我对他是什么感情，很难。他不是坏人，但他也不是好人，他是一个活得很清醒的人，清醒到有时候让我觉得，他看见了一些我假装没看见的东西。我跟他斗，斗了一辈子，斗地，斗钱，斗族里的事，斗儿子辈的前途，斗来斗去，原上的人都知道白鹿两家不对付。 但有一回，他喝多了，在路上碰见我，拉住我的袖子，说，嘉轩，你说你我，这辈子，图个啥哩？ 我把袖子抽回来，说，你醉了，回去睡吧。 走了几步，我停下来，没有回头，站了一会儿，又走了。 他那句话，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。或者说，我知道，但那个答案太大，太重，不是站在路上能说得清楚的，也不是说给他听的。 白鹿原上的风，一年四季都在刮。 春天刮起来，带着土腥气，带着麦苗刚出头的那种青涩的甜；夏天的风热，从塬上压下来，把人烤得发干；秋天的风才是好的，有麦香，有草木成熟之后那种沉甸甸的气息；冬天的风是刀，从北边削过来，把人的脸割出一道一道的口子。 我在这风里站了几十年，站到皮肤皲裂，站到手上全是老茧，站到眼睛看远处开始发花，站到腰有时候在夜里疼得让我睁开眼睛，在黑暗里愣愣地盯着房顶，听见仙草在旁边均匀的呼吸声，才慢慢地、重新沉下去。 有她在，我能沉下去。 这么多年，我没有跟她说过这句话，也没打算说。但我知道，她知道。 那年黑娃回来，带着田小娥，我没有让他们进祠堂，这件事，是我这辈子为难过自己的事情之一。我知道黑娃在外头过得不容易，知道那个女人虽然来路不好，但跟着黑娃也吃了苦，但族规是族规，我不能开这个口子。开了，往后白鹿村的规矩，谁还当回事？ 黑娃的爹鹿三，跟了我家几十年，那是忠厚老实的人，我对他是有情义的。他儿子的事，我不能帮，这让我心里也是过不去的。 我不是没有私心，我有。但族长的位置让我把私心藏在了更深的地方，深到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摸不着。 仙草病了是慢慢的，不是一下子。 起初她只是说乏，说没力气，我以为是年岁大了，让她少干些，她不听，还是那样，灶上院里地里，哪里都要去。后来脸色开始不对，我让她去看，她说没事，说女人家哪个不是这样，撑一撑就过去了。我看着她，知道她在硬撑，却也知道她不许我多说，我多说了，她那眼神就来了，那种不软不硬的眼神，不是生气，是你少管我，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。 我就不多说了，心里记着，眼睛跟着。 有一天早上，我起来得很早，她还没醒，我坐在炕沿上，看着她睡着的脸。那张脸比年轻时候多了许多纹路，眼角，额头，嘴边，每一道纹路我都认识，知道它们是哪一年哪一件事留下来的。我坐在那里，天还没亮，屋里黑沉沉的，窗纸上透着一点蒙蒙的青，我看着她，心里有一种很重的、往下坠的感觉，像是知道什么，又不肯承认知道什么。 我没有叫醒她，轻轻地起来，去院子里，站了很久。 白鹿原上的天，那天亮得很慢，一点一点地从东边渗出来，先是灰，然后是淡青，然后是橘，然后是金，把整个塬都照亮了。我站在院子里，看着那个亮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有些东西压在那里，很沉，很沉，像那块黄土地，结结实实地压在我心口上，搬不动，也躲不开。 她走之前那些日子，我把地里的事都交出去了，天天守在家里。 她说你去忙你的，我没事。 我说地里的事有孝武，用不着我。 她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什么，闭上眼睛，歇着。 我坐在炕边，抽烟，不说话。屋里很静，静得能听见她的呼吸，那呼吸越来越浅，越来越轻，像是一盏灯，油一点一点地少下去，火苗越来越小，小到让你不敢看，又舍不得不看。 我就那么坐着，一天一天地坐着。 腰是直的。 眼眶是干的。 心里是什么，我说不清楚，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件说不清楚的事。